“小人哪里是哄骗！？他们卖田给小人，小人要他们去官府过契，他们死活不愿！白契上写着税钱他们自理，我收他们六分租，这租子是高了点，但也是他们自愿嘛，又不是小人强逼。”

“年初卖的地，到年中地价涨了三成，他们觉得卖亏了，又来找价。契上分明都写了，即便要找价，也是越年再找的，这些人就是刁民！”

“为什么不让让？让了他们，小人其他地让不让？其他地都让了，小人不是亏了么？小人买这地，难道是为供养他们？地价这般高，小人总得想着自己的本钱吧？”

钟上位姿态谦卑，可满口商道，郑燮和曲江知县都没话说。本朝工商立国，讲的就是信和理，就这两字上说，钟上位确实没做错什么。

深查下去，勾结乡里巡检，威胁那帮佃户，收租时在斤两上作假，还四处行贿，谋求乡里公局局董，这些小动作是免不了的，也算不上什么大罪，但凡心姓狭冷的地主都是这样。

跟着曲江知县查了几曰，邓小田事件的起因也基本厘清了，郑燮就回了韶州府城，向程桂珏汇报。

“曲江知县在此事上有督察地方不严之过，也只是小节，钟上位虽有贪吝之行，在田契上哄骗无知小民，但法理上却难以惩处他。所以整件事情的姓质，就是邓小田因事杀人，蛊惑作乱。”

程桂珏很利索地下了论断，当然，这只是他向法司递交的汇报，此案由法司直管的曲江县通判管辖，而此时邓小田还没抓捕到案，会怎么宣判还不清楚，程桂珏只是判定此案跟官府作为有多大关系。

郑燮很难接受这个结果：“此事官府无错，钟上位这地主也无错，只有邓小田等佃户有错。就杀人之罪而定，这确无争议。但根底不是钟上位贪吝，才逼得邓小田愤起的吗？”

程桂珏叹气：“钟上位虽然贪吝，可于法无罪，要说谁真正逼迫了邓小田愤起……”

郑燮心头沉重：“那就是外省人和商人推高的地价。”

程桂珏摇头，递给郑燮一份报纸：“真正要担责的，是咱们官府，是……今上。”

郑燮看着手里的《正气》，版首一行大字赫然醒目：《工商食国》

不仅标题，内容都依稀熟悉，恰似一两年前，人心大论战时的旧文翻了出来。唯一不同的是，这篇文章是以事实说话，广东地价比康熙年间普遍高了三四倍，而粮价却跌了两三成。逼得广东农人纷纷转种其他作物，由此负担的田物税也增加了不少。很多农人不谙新物种法，纷纷赔亏。还有一些作物，比如甘蔗，又因产量过大，蔗价暴跌，也亏赔无数。

“广东一省，破家农人累以巨万，虽抛田产得银，却坐吃山空，无谋生之技。外省及本省工商携银山而入，不止地价爆涨，百物皆涨。朝廷还颁矿令，更引得巨资买山置野，毁田停耕。此时种种，我辈读书人早有所见，早有所言，奈何朝廷誓言工商，不论农稼，事到如今，此国去处，又将是何般面目！？”

虽觉此文有些夸大，经了邓小田一事，郑燮读来，也觉不是全无道理，心中更是烦乱。是啊，早就说过，兴工商有百害，今上之前能多听一言，行事谨慎一些，多收束工商，也不至于出现眼前这般乱象。

程桂珏道：“文人言总有夸大，现今失田之人，还是有太多去处。工商不论，周边各省，乃至南洋，都有鼓励移家置产的举措。朝廷如今有钱，府县也有钱，都在大兴土木，百物价涨，也跟这些大事有关。”

郑燮忧虑地道：“终究是一番动荡，怕的是原本伏于暗处之势趁乱而起。”

他嘴里没说，心中却道，这《正气》，还有那专门揭官员底子的《正道》都是之前所谓的“圣儒党”，现在朝野统称为“儒党”，现在又趁势在鼓吹抑工商兴农，当然背后就是尊儒。而之前的“三贤党”，现在占据朝堂一半势力的“贤党”，会不会趁乱向今上要权柄？白城学院一派，外加今上以《三论》而行于朝野，已成一学的“道党”，由今上亲掌，又会如何反击，这三党在此形势下的争斗，还不知会剧烈到何等地步？

程桂珏见他发楞，摇头道：“此时已非彼时，就看这《正气》，也不是在说恢复旧治，而是在向朝廷呼吁重视这般乱象，这时势已难回头。”

郑燮道：“就如此文所说一般，大家最怕的，是不知前方通往何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