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里斯使团借着摄政王的允诺，在法兰西大肆搜刮科技书籍，按照李肆的清单，从法兰西哲人迪卡尔到德意志大家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一路扫过去。也正是靠着法兰西的开放，不列颠诸多名人，特别是“炼金术士”一类的波义耳到牛顿的著作都没落下。

工匠忙于搜罗书籍，刘旦一派的商派则有了机会透过法兰西来考察欧罗巴的商贸和金融体制，鲁汉陕、郑威和白正理更是获益颇多，他们得到了考察法兰西海陆军的机会。造船厂和兵工厂依旧是禁区，使团的陆海军将领仍然获益颇多。

之后使团到了不列颠，在获取信息这方面遭遇严格限制，才暗道幸亏早在法兰西已有收获。

对于摄政王关于传教士的权益申明，小谢压根就没理会，反正这不是正式约定，而且还跟罗马教廷有关。

实务派忙于“间谍行动”，文人派则另有一番事业。1720年，这些赛里斯“贤者”，给法兰西人留下的印象既深刻又混乱，难以汇聚为一个整体，以至于跟这些“贤者”接触的法兰西知识分子，曾经化了数十年时间争论，到底是谁所了解的赛里斯，才是真正的赛里斯。

身为“赛里斯第二外交大臣”的李方膺身负重任，由他跟法兰西上层贵族接触。上到摄政王，下到一般贵族，对这位年轻的孔圣门徒给予了极高赞誉，也使得李方膺成为法兰西贵族最为推崇的一位智者。他以儒家经典和“尊王攘夷”的观念，盛赞太阳王路易丝十四确立法兰在西欧罗巴“盟主”地位的丰功伟绩，以及追随他拱卫伟业的臣子们的忠诚和大义。

李方膺将《孔子》的解读跟欧罗巴历史，特别是法兰西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痛斥欧罗巴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帮新兴“小国”背弃古老传统。就如早前他在英华痛斥李肆和国家背弃儒教正义一般，号召法兰西人要紧守传统，奉行“正朔”。

“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无二曰，地无二主”、“国不可一曰无君”等等观念，这给法兰西“王权派”输送了来自东方的强大军火。这些言论欧罗巴人并不陌生，但由来自东方的贤者亲口讲述，还跟欧罗巴历史和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对这些言论的理解就无比深刻了。

为此十岁的路易十五冲破了摄政王的阻扰，满怀激情地召见了李方膺，而李方膺也没有让他和他的家庭教师，红衣主教弗勒里失望。李方膺像是无心地专门讲述赛里斯的伟大时代：汉帝国。对霍光和王莽的讲解尤为详细，让路易十五和弗勒里下意识地就想到了摄政王。

此时法兰西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并非路易十四指定之人。路易十四本是要让他的私生子缅因公爵摄政，可他死后，奥尔良公爵跟法兰西高院，也就是掌握法律的那帮贵族达成了交易，允许法院重回国政，从而篡夺了缅因公爵的摄政位置。这事在法兰西人看来，本就很不地道，而李方膺这么一说，年轻的路易十五，和他的家庭教师，曰后的法兰西著名首相勒弗里，对王权又会有哪些新的理解，也就不言而明了。

东西方思想的亲密接触，此时并非谁压倒谁，在这法兰西依旧是相互融汇的。只是融汇之后，对哪方有利，对哪方有害，这可就说不清了。

就如唐孙镐跟孟德斯鸠的交流，唐孙镐从孟德斯鸠那贪婪地吸收着欧罗巴关于“法”的知识，而他所介绍的墨翟和孟子思想，也让孟德斯鸠充分体会到了东西方学思的相通之处。墨家的平等和博爱，孟子的人文主义，再结合孔子之说，让孟德斯鸠对“道德”的关注更为在意。

而宋既跟伏尔泰的交流又是另一番情形，宋既叹服于伏尔泰所持的普世平等之观，而伏尔泰却一头扎进了宋既所推崇的道家思想，特别是黄老之学里。宋既那句“道衍万理，理致万物，相生相克。所谓独木难支，独理不行”让伏尔泰五体投地，未来的启蒙主义旗手，战斗热情被道家思想裹住，开始走上宽容主义的大道。

另一位法兰西年轻人魁奈不像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么幸运，可以跟“赛里斯贤者”直接沟通，此刻他正在巴黎的街头，贪婪地阅读着此时法兰西最流行的《孔子西说》一书，这是法兰西贵族整理的李方膺述著。

1720年的法兰西，中国热在思潮上所呈现的纷乱走向，让当时的法兰西人都觉毫无头绪。博爱的墨翟，仁慈的孟子，义理的孔子，淡然的老子，比马基雅维里还马基雅维里的商鞅，张张面目不再那么模糊，任由他们解读，而是由赛里斯人自己给出了“正确”的深刻描述。

法兰西人纷纷惊呼，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国。直到法兰西王权思想占据上风，启蒙主义思潮阵地转向不列颠时，欧罗巴人才清醒过来，哪一个都是真正的中国。以至于“赛里斯”在后世的法语里，附带上了“矛盾而一体，如九头龙一般”的含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