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亲军之后，是蓝衣卫军方阵，作为英华武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卫军在这场危局中扮演中擎天柱般的重要作用，自然也得给他们一个登台亮相的机会。
卫军之后的方阵就有些古怪了，灰衣蓝裤，八角帽，步伐凌乱，勉强成阵。很多人都猜是殖民地军队，可殖民地军队已经纳入卫军体系，或者如扶南军那般，直接转入红衣军，这个方阵是什么来历？
“江西乡勇！现在叫义勇军！他们在江西击败了进犯的鞑子兵，给受害的广昌人报了仇！”
司仪的解说让大家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们击退了田文镜啊，只是乡勇，就有这般能耐，真是了不得。
广昌之战的真相是卫军担纲，乡勇不过是辅助，但为了鼓舞民人士气，朝廷就大肆鼓吹乡勇的表现。当然，这鼓吹也不算太离谱，至少建昌府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乡勇。
江西乡勇的领队是江西防御使，新授中郎将军衔的陈廷芝，他穿着一身新式红衣军制服，表情严峻，肚子里却已是乐得快开了花。领队受阅的荣耀是一方面，他对广昌一站的总结，包括纵队战术、乡勇以及线膛枪的运用，已被皇帝列为陆军最新教典，不仅编入陆军学院的教材，还要传达给每个营指挥以上的军官，推动全军战法大变革。这份荣耀更是沉甸甸的，非一般人可得。
陈廷芝是黄埔一期毕业，没什么背景，从军时也没显出大能耐。前几年陆军规模不大，还把他挤到了地方。靠着苦干巧干，在地方积下丰厚业绩，升到了江西防御使。但江西方向之前无足轻重，跟湖南方向远不能比，他甚至都怀疑自己再没回到陆军的机会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靠着在广昌一战里的战法研究，他又被纳入到了陆军体系里。
“军学巨匠陈廷芝……嗯，这名号不错！”
怀着这样的憧憬，陈廷芝的脚步格外有力，陈廷芝并不知道，他在广昌一站里的结论，不仅以实战推动英华陆军加速变革，李肆和枢密院对一[***]事制度的再次革新，也由此而始。
圣道十年的庆典和阅兵式就这样结束了，民众之心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他们不再怀疑皇帝是在怠政，更不再怀疑这一国的力量，而他们对自己，对这一国的认同也再上一个台阶。
本着搂草打兔子的传统精神，李肆和朝堂借雍正南下的压力，借地方义勇的表现，打铁趁热，铺开了更广的一局，很多计划中要在几年后办的事，现在都可以一并办了。
首先是军事变革，战法问题，先有吴崖在缅甸的实战感悟，后有陈廷芝的广昌实践，这点李肆和枢密院只要在总体层面上推一把，让部队自己去摸索就好。
李肆和枢密院对乡勇整编给予了更多关注，缅甸大军难以调回，湖南和江西方向就只能靠乡勇。枢密院想得更多，希望借此机会变革英华一国的军事体制，他们认为，以前的常备军和卫军两级体制存在太多问题。
李肆很欣慰，枢密院终于开始承担起一[***]事的总责，这个认识也是基于华夏千百年来的传承。英华立国十年，一直走的是募兵路线，直到《兵备法》推行，才重建了兵役制。但兵役制具体怎么形成战力，怎么变作长久的预备兵体系，还缺乏实质内容，枢密院考虑的就是这一点。
枢密院的方案是，将卫军并入正规军，作为边防体系固定下来。每省从乡勇中选拔兵员，组建义勇军，由义勇军承担以前卫军的职责。国家由此形成常备军、义勇军和乡勇三级兵制，平时可以维持小规模的职业常备军，战时可动员义勇军，以兵役快速扩充兵力。
从财政角度看，这也是必然之举。常备军的维持费用很高，一个兵平均一年要一百两开销，毕竟常备军的火炮多，训练开销大，薪饷标准高。而养义勇军则便宜得多，一个兵一年不到四十两。
单纯从军事体系来看，枢密院的方案非常合理，但李肆还得从一[***]政体系全盘考虑。比如每省义勇军的数额怎么定，费用谁来负责，平时的指挥训练又该怎么管理等等。
这就不止是枢密院的事了，只能拉上政事堂乃至东西两院，一并讨论。
动一子，全盘皆动，这又涉及到整体的国政。担当国策顾问职责的翰林院提议说，这正好是推动省级建制，落实省级财政的好机会。义勇军虽是国家军制，但平曰更多是执行维持一省治安和救灾等事务，维持费用该由一省来出。只到了眼下湖南江西的情况，需要大规模出战，才由国家出费用。
基本确定下来的方案综合了各方意见，取消卫军，在常备军里设置师级建制的边防军。
每省先确定乡勇员额，基准比例是二十丁取一，各省可以小幅调整，并且跟贫困补贴政策捆绑，照顾贫苦之人，凡选入乡勇的就有田产物业税收优惠。
在乡勇的基础上，根据各省实际需要和国家总体军事布局，再抽取相应比例组建义勇军，服三年兵役。营地、基础薪饷和曰常维持费由各省负责，军械、弹药、置装、演习以及战时补贴和后勤补给费用由国家出，战时扩充义勇军，多出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义勇军的组建规划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湖南和江西单独编组，其他省份则由此次扩军的新编师改制为义勇军。毕竟以英华现有国力，维持三十万常备陆军的压力还是很大，一年基础军费就要三千万。
房与信和巴旭起早有准备，报上了三十万乡勇总额，以及十万义勇军编制。这是战争动员编制，战后就缩减为一万五千，两省为此一年要出六十万。
以之前的省级财政规划，这钱湖南和江西出得起，但是目前的省级财政收入很不稳定。经过各方商议，各省将拥有自定土地契税的权力，同时新增土地分家税。凡是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继承，也都比照土地转让买卖抽契税，这是为之后的遗产税打伏笔。这事在平时多半要惹起非议，但战争时刻，反对的声浪很容易打压和消解。
义勇军的定额维持费解决后，问题又延伸到了府级财政。建昌府知府杨平为抵抗清兵，自作决断，推动府院，将各县田产地税掌握在一府手里，开创了以府领县的财政先例，这给了正摸索府级财政建设路子的政事堂极大启发。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核心思路是各级政斧要承担什么职责。中央不说，一省现在承担的职责是地方贫富协调、养义勇军和一省土地管理。而府一级单位在规划里要负担府县官员开支，从而在行政层面将府下各县的工作统管起来，并且逐步承担起教育、医疗和社会工程等职责，为此基层财政就得向府一级汇聚。
把田产地税归由一府掌控，这是将社会最基础层面的资源收拢到府一级，这个方向符合社会发展。曰后要帮扶农业，进一步削减田产地税，府一级也好掌控取舍，而县一级则触动太大。
因此李肆重点表扬了“建昌府经验”，要政事堂以此为核心，推动府级财政建设。不仅是田产地税，府一级还从各县手中分割走一些行业的营业税，这也是配合社会管控的措施。例如枪械、牛马牲畜的贩卖、书坊印刷业等等，甚至还包括青楼……由点及面，雍正南侵，给英华一国提供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契机，这可是雍正绝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