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瑛果真下楼去，沿着四川路往北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开着的食品店，进去买了些饼干糖果，站在玻璃门里面拆开饼干袋吃了一半，口干舌燥。

走出门，外面太阳更毒，不知哪里来的嗡嗡声响，让人误以为是耳鸣。

她折回33号，在楼下等了一会，见盛清让还不下来，就干脆往上走。

到六楼，每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审核人员手里翻着大沓资料，会计手下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有人端着水杯低头看文件，快步迎面走来时差点撞到宗瑛。好在她避得快，但水还是因惯性从杯子里漾出来一些，落在地板上，湿了一片。那人潦草道了声抱歉，头都没有抬，转个身直接进屋子里去了。

这种紧迫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忙得忘我，只有宗瑛像个局外人，悄无声息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里，吃了一颗又一颗的糖。

宗瑛再次看到盛清让已经是下午五点。

她直起身抬头看他，摸出一颗糖，一声不吭剥开糖纸递过去：“盛先生，你现在血糖应该很低。”

盛清让伸手接过糖果，快速地转过身说：“天黑前还有个地方要去，走吧。”

于是宗瑛又跟他下楼，等来出租车，前往下一个地点。

那地方不在公共租界，而在“小东京”——日本侨民的聚集地。一路上可以看到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提着行李带着孩子，似乎也准备撤离上海。

汽车终于在一座民宅前停下来，是个两层的小楼，表面透着欠打理的意思。

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佣人出来开门，看到盛清让，他说：“先生回来啦。”

盛清让问：“徐叔，行李收拾了吗？”

被称作徐叔的佣人无奈摇摇头：“老爷不肯走啊。”

说话间，三个人都进了屋。客厅朝南一张烟床，一个套着长袍的男人躺在上面抽大烟，窗户紧紧闭着，室内味道十分难闻。

烟床上的人剧烈地咳嗽起来，打破这混沌的暗沉与寂静。

徐叔皱眉看着，同烟床上的人道：“少爷回来了。”

那人恍若未闻，过了好久突然哑着嗓暴怒般地开口：“来干什么？！叫我去租界还是叫我去香港？！”说完又猛烈咳嗽一阵：“我不去，我哪里都不去！叫他滚！”

盛清让沉默地在屋子里站着，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

烟雾缭绕中，窗格子将落日余晖切割成碎片，像他支离破碎的童年——

生母没有名分，生下来被抱到盛家，转眼又被过继给一无所出的大伯家。大伯大伯母都抽大烟，分家时得来的产业几被挥霍尽。

大烟抽多了，打他；没有烟抽了，打他；打麻将输了，那么也要打他。

年纪太小了，孱弱得几乎没有力气去找出口。

盛清让额头渗出虚汗，手心愈冷，眼睑几乎要往下耷。突然他闭了闭眼，走出门，徐叔也跟出来。

他将一枚厚厚信封交给徐叔：“船票、钱、通行证，都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