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依然坐在会客厅的躺椅上，轻轻地前后摇动着，说明他在思考问题。

苏城进门的时候，已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先生坐在了对面，同样是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候海青趁着他还没进去，小声说道：“南教授是戴教授的同事，专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戴教授是苏城在做期货时，碰到的中东问题专家。他的同事，大约也是社科院的某位院士。

和中东那种“偏僻”地方不同，90年代研究东欧的学者太多了，建国后留学苏联的数万名学生，若是走了学术道路，几乎都可以自称研究东欧。因此，能在这个专业方向里脱颖而出，实属不易。

苏城见对方没有睁眼的意思，也就自顾自的找地方坐下，静静地等待着第三个人的到来。

大约四五分钟以后，一位浓眉大眼的干部，从容不迫的走进会客室。

周老慢吞吞的睁开眼睛，笑了笑，说：“来了。”

苏城和浓眉大眼的干部同时点了点头。

随即，这干部就伸出手来，风度翩翩的道：“我是外交部的焦国平，你是苏城吧。我看过你的采访。”

“是我。”苏城有种落在下风的感觉。

这位焦国平表面上看来和颜悦色，却令苏城感受到一种天然的咄咄逼人。也许是坐姿，也许是说话的语气，也许是看人的眼神，可以说，这位主儿明显是对话间的压迫练到家了。

苏城见的人也算不老少了，焦国平这种还是第一次，他不自觉的向后挪动了一点距离，才觉得轻松些了。

此时，周老已经酝酿好了，问道：“苏联的情况，你们已经了解了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我们已经派遣人员，与俄罗斯进行接洽，同时承认各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关于国内外的局势，你们怎么看？”

“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安全局势，将有极大的改观，来自北方的战争威胁，可以说是不存在了。国内的政治思想，将是新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重点。”南教授做着简单的分析，语速不急不缓，道：“首先，全面西化不可取，戈尔巴乔夫的那一套，只能做反面教材。适度的紧缩，暂缓国际世界的交流，我觉得是可行的方案。”

“适度收缩？”周老不置可否。在改革开放期间，略作收缩的思想是不停出现的，苏联的问题，确实激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在1991年末，1992年初，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南教授的意见，几乎可以说是暂缓了。

应该说，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确教给了中国许多东西。首先是十月革命的经验，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率，接着又是建国以后的援建，以及相关产业的扶持。同样的，90年代的苏联解体，对中国来说，也是一堂不可磨灭的教程。堂堂世界两极之一，竟然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连聚合残渣都做不到。

戈尔巴乔的策略，天真的像是内奸一样。

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假如破口大骂的话，一定会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不过，经过了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的中国，也老早就从苏联老大哥身上学到了外国专家的不靠谱。邀请美国人来设计本国的财政改革，这种事儿，中国注定是不会做的。

焦国平就发言道：“我不担心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负责，我担心的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我认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改革开放的延续性，最好是能够给予国内明确的信号。至于国外，我认为静观其变就行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稍稍有些针对苏城。因为“私掠证”并不是什么秘密工作，它的对外宣传是帮助苏联恢复经济，焦国平的意见，很有可能使之发生变数。

好在周老对已做出的决定信心十足，不置可否的点点头，就问苏城：“你觉得呢？”

“我赞同焦国平的意见。”人家说的是正确的，苏城也不想逆市而走。

焦国平愣了一下，旋即露出不易察觉的冷笑，道：“保证改革开放是一个大的提纲，具体怎么做，我还没有很好的想法，苏董怎么认为？”

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说是中国未来的治国方针都不为过。

焦国平根本没有去完整的思考这个问题。不管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还是一个真实的政治问题，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难解的谜题。往往需要数十名学者，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极深入的思考，才能完成。从焦国平的角度来说，这又是他进行的一次完美逼宫。

这句话说完，他甚至没有去看苏城，那是料定了他无法回答。焦国平转过头来，就准备继续延续性的话题。

这时候，却听苏城说：“应该说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经济依靠的是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虽然只是寥寥几句话，周老、南教授和焦国平全都听愣了。

这内容，太切合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