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金属货币来，纸币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是有了纸币，就有伪钞出现，伪造钞票案时有发生。南宋时一次查获伪钱引三十万，盗印团伙达50人。元代铅山(令江西省铅川县)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所造伪钞远至江淮、燕蓟。他以伪造致富，竟派恶少四五十人打进官府为吏，搜集情报，对欲告发他的人“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

因此李曜既然要发行纸币，对于防伪之事，就不得不慎。今日从东内回到王府，首先见的也就是大唐钱庄的几名主要干将。

第212章 秦王变法(六)

长安，崇义坊，陇西郡王府。

锦缎包裹的棉芯软榻之上，李曜正听人汇报大唐钱庄的筹备事宜。这棉芯软榻的棉芯，是去年河东所产，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遵照李曜的指示，充分发挥想象，将之大量利用起来，这软榻棉芯也是其中一项。

按照李曜随口给他们的规划，棉花的利用要从高端打入低端，也就是先制作一些官宦贵戚所乐于接受的器物，然后再走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自古就是个权威社会，上流社会流行的东西，才最容易被寻常百姓效仿，引为风气。因此棉芯被褥、棉芯软榻、棉芯枕头等，都已出现，在河东、河中以及关中等地的贵戚之家，大多已经开始使用，反响自然也是不差。

如今比较让李曜着急的是，棉花的织造工具还没能立刻跟上，织作棉布的手段太过低劣，试制的一批棉布完全无法作为外衣织造材料使用，李曜此前提出的“棉衣军服”计划，只能是在旧有的布料里面钉缝一层粗糙的棉布起到加厚保暖的效果。虽然聊胜于无，甚或说比过去的保暖水平确实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对李曜而言，这还差得远。

任何一门在现代社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技术，放在古代，都是需要很大一个“科技树”支持的，就譬如这个纺织问题，没有高效的棉纺机，李曜的设想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对于棉纺机的问题，李曜本人完全不懂，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指点，河中军械监商业司纺织局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按照军械监的老办法，拨款设奖，鼓励技工们组团攻关。

“遵大王令，大唐钱庄首批开设便有十家，分别设在长安、蒲州、太原、延州、邠州、秦州、华州、代州、云州、府州。至于各分庄压库钱，也都按照大致比例正在转运当中，约莫再有半月时间，大唐钱庄便可开张无疑。”

李曜点点头，吩咐道：“记得某此前说的话，在近一两年内，发行的纸币总额不能超过压库钱，以免在可能出现的挤兑之时造成无钱可换之局。钱庄者，信誉为本，切记。”

“谨遵大王教令，仆等岂敢或忘。”

李曜嗯了一声，见那万年县令已然等了不少时候，便道：“便是这般了，各自去罢。”几名管事立刻起身告辞而去。

待他们走后，李曜便吩咐下人将万年县令唤入堂中。

“见过右相。”这万年县令说来还不算外人，出自河东闻喜裴氏，名叫裴景，字观致，光启二年进士及第，入仕至今十一年了。不过话说回来，可不要小看万年县令这个官儿，这可是相当于现代的北京市朝阳区区委书记，而且算起来，现在的北京城又岂止像大唐的长安城一般，只有两个县区？

李曜笑了笑，命下人赐坐，然后道：“今日政事堂议政，已经决定在长安城外，东面不远兴建自由贸易区，这是你的治区，此事在之前某也曾对你家尊长辈们提过，想来你也有所耳闻……这自由贸易区颇为不小，至少有长安东市的五个大，你以为建在何处为最佳？”

裴景略微有些诧异，不过却没有立刻表现出来，而是道：“选址何处，自然是朝廷决断，右相决断。”

李曜微微摇头：“自由贸易区的选址，需要顾及的地方甚多，这其中，对于长安城的消费方式以及消费群体的把握，则是重中之重。你是万年县令，因此某才问你。”

裴景迟疑道：“消费方式和消费群体？”

李曜简单解释道：“所谓消费，你可以简单得看做是……花钱。”然后略略讲了一点商业原则和市场选址之间的关系。

李曜要建立的这个自由贸易区自然是商业区，欲使商业得到发展，首先要明了的是这个时代的城市消费方式。

所谓消费方式，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消费生活资料、精神产品和劳务的方法和形式，一般通过消费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结构和消费支出方式等表现出来。大唐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唐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性消费。

大唐自立国开始，承袭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在城市建设上实行坊市制度，即严格区分商业贸易的“市”与居民住宅区“坊”，并加以严密的管理控制。从京城到各地州县均设置有“市”，各大城市的“市”中更是店铺林立，贸易繁荣。在北方，京城长安东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南方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列置邸肆。广州乃广人与蛮杂处，地征甚薄，于是多牟利于市。

但自唐中期起，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就日益冲破坊市制度的限制。一方面，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有各式各样的商肆店铺，贸易交换不再局限于“市”内进行。而且，有许多小商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直接深入居民区进行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坊市”制度下严格的夜禁制度渐渐放松，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如长安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大唐城市中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为市民依靠市场进行商品性消费最为重要的硬件。

在商业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大宗商品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转或最终销售地的专门市场，为市民进行商品性消费提供了便利。如成都蚕市，韦庄有词云：“锦里，蚕市，满街珠翠”。扬州药市，“扬州喧喧卖药市，浮俗无由识仙子”。按照李曜的观点来看，这是粮食等农产品以及粮食作物和农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商品化，这也是他派人收集了几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酒、各种调味品、茶叶、甘蔗、桑、麻、棉花、绢布、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牲畜(肉鱼)、木材等等商品的贩运和销售市场之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城市周围的各类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大都是经过市场，交换后再来到城市居民的手中。

大唐的市场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一般商品市场，也就是普通商品交换的场所，此外还有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文化娱乐市场。尽管大唐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但的确已初具雏形。如后世通常讲的城市消费服务市场，任何时候，除了以物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外，还有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即消费服务。

马克思说这种消费服务的完成其实只能依靠市场来实现。在大唐，城市中饮食、娱乐行业的发展以及遍布于城市中的奴隶市场、雇佣劳动力市场，为市民进行服务消费提供了条件。我们曾研究过大唐江南城市经济，发现大唐江南城市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城市内服务性行业蓬勃兴盛。如《金华子杂编》卷下已说到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上专门有百姓撑了小船以淘河为业，可以说是今天的河道清洁工。这种为城市服务的人员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从劳动力市场上雇佣来的。

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此人对张县令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在延陵县，陈生可以“求人负担药物”，到佣作坊中寻找人为自己挑担服务。城市中酒店林立，各种各样的旅店、逆旅、客舍、堠馆为行商旅客提供着食宿服务。城市中房屋的出租、买卖十分常见。华亭县令曹朗官秩将满，不但来到苏州买了一套大房子，还买了一个名叫花红的小青衣，添置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打算长住在苏州了。

大唐的城市市民，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和市场的关系十分紧密，无论是一般商品市场还是生产要素市场，人们的消费绝大部分依靠市场来进行，依靠市场而完成。

另外，不同的消费群体又有的消费行为。如果把大唐城市中的常住居民划分阶层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宫廷人员、官员等公职人员和一般市民。一般市民中只有手工业者属于生产性人口，他们所生产出的产品或由国家征收，或投入市场出售，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费都不得不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其余大部分市民，包括举子、商人、伶人妓女、僧尼等都属于非生产性人口，其消费行为只能依赖市场交换。

宫廷和官员的消费与市场的联系则经历了一个逐渐密切的变化过程。唐前期，宫廷的消费品主要来自诸司供给或诸方贡献，按说是不需要与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这种局面逐渐被“宫市”的出现所打破。

李曜自入长安，就一直在观察长安的不同消费群体，他觉得眼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

这也不是他的孤论，唐人戴孚所著《广异记》中也曾记载：“薛衿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说明开元年间，内廷日常饮食用品中相当多的品种就需要到京城的两大市场上采购。到代宗时，“宫市”由宦官负责，强买强卖引起民怨。“时宦者主宫中市买，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十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银。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抢夺之。”且不论“宫市”的强制掠夺性，“半匹红绡一丈绫”是严重的不等价交换，至少政府的“宫市”可以说明在商品经济强大的冲击力下，宫廷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市场，当然也说明了唐朝宫廷消费欲望的膨胀。

而对于官员和贵族等公职人员来说，他们的消费品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皇帝的赏赐，二是来自市场。对于这两部分所占比例的多少，从唐前期到中后期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从唐前期的情况可以看出，皇帝的各种赏赐和国家的实物俸禄是贵族和官员主要的消费方式，但并非就不需要市场。

比如《唐会要》就曾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人市。”这条敕文是出于传统意义上的抑商思想，但同时从侧面证明，当时官员普遍有入市的情况，或者说，朝廷出于对高官身份的考虑而从品级上对其加以限制后，对五品以下官员出入市场放任不管了。

《大唐新语》也记有一则侍中陈叔达为母买水果的故事：“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这可以说是官员及其家属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市场来满足的有力例证。

到高宗时，城市中商品经济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而迅速发展，富商大贾涌现，贵族官僚与其交往频繁。长安商人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甚至有些官员也开始做起了生意，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对于贵族官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自武周起，史籍中频见官员通过市场进行日常生活消费的记载。张衡位至四品高官，“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

自玄宗朝始，贵族官僚大范围地卷入商品市场，不仅大量从事商业经营，而且其个人消费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奢侈性消费。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之一就是购自市场、得自市场的奢侈品，相对于自产自用的奢侈品，比重有所上升。

另外，大唐官员所得俸禄中，俸料钱在全部俸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也可以说是官员阶层的消费方式与市场联系日渐紧密的重要表现。大唐官员俸料钱支出数量增加，取决于税收结构中货币成分的增长，而税收中货币成分的增长，又是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大唐官员俸料钱的增加反映了大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的基础上，分配与消费通过交换发生联系，分配过程中货币比重的增加正说明交换过程中对货币的使用量增加，从而也说明了官员消费与市场关系的日益密切。

裴景明白了李曜的意思，思索片刻，道：“仆以为，如右相所言，则城东适宜兴建自由贸易区之地，当有龙首乡、进贤乡、长乐乡和庆义乡四处。”

李曜不置可否，只是反问道：“万年县计有三十乡，为何你便选了这四个？”

裴景笑道：“右相明鉴，万年县虽有三十乡，但右相已指明是在城东，因此城北城南十余乡便不消提及。既然只看城东地区，则有长乐乡、庆义乡、进贤乡、乐游乡、龙首乡、芙蓉乡、苑东乡、渭阴乡、崇道乡、云门乡、永宁乡、义丰乡、铜人乡、白鹿乡、薄陵乡、大陵乡、龟川乡、东陵乡共计十八个乡，去掉与南北所离太近的，还剩十一个，再去掉离长安城太原，便只剩六个。而这六个里头，芙蓉乡已经有了芙蓉园，不便再建市集；苑东乡乃著名踏青之所，废之可惜。因此，便剩下这四个了。”

李曜听了，也微微笑了起来，点头道：“倒也是。不过龙首乡乃是兵家形胜之处，不宜建作市集，今后或可作屯兵练兵之所。而进贤乡与庆义乡离龙首乡太近，若建市集，将来龙蛇混杂，对龙首乡屯兵之地未免也是个麻烦……既然如此，便定在长乐乡罢。”

裴景立刻道：“右相英明。”

李曜恍如未闻，道：“此事需要你与河中军械监联手来办，军械监方面负责规划建设用地，而你须得安排当地居民搬迁……裴明府，兴建自由贸易区虽是朝廷之命，但当地百姓祖居于此，你虽受命负责搬迁事宜，亦须得讲究分寸，务必为这些百姓安排好新的住所。至于田地，由朝廷一体回购，价格比照市价，比市价略高一二成可也。此事办成之后，某将派专员督查，明府切勿懈怠。”

裴景忙拱手鞠躬道：“右相吩咐，仆岂敢掉以轻心？”

李曜想了想，一时想不到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便点头道：“自由贸易区具体事务，由门下侍郞兼三司使刘崇望、户部尚书孙偓负责，户部也会为此新设‘自贸司’，专门管理此处，明府只须做好后勤即可……便是这些事了，你且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