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不仅是文士，还是能吏，这是在五代最为缺少的一类人才，不可不要。

须知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为特征的“衣冠之士”，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此时还算唐末，衣冠之士还有一定地位，再过十年，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就会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因此，李袭吉这样有出身，又有能力的人才，是李曜认为绝对不可错过的。

第142章 求贤定策

“却不知李明府此来晋阳所为何事，如今在这茶馆之中，又不好贸贸然下去攀谈引荐，若是如此擦肩而过，何其憾甚？”李曜慨然一叹道。

王笉闻言不觉失笑，摇头道：“某道兄长满腔愁怀，乃为何事烦恼，不想竟是如此。这有何难，小弟命人送上一张名剌，请李明府过府一叙便是。想李明府乃是李相公（李林甫）后人，名士风流之辈，某前往相邀，料其定会欣然与会，兄长只须去寒舍稍坐，今日当可如愿。”

李曜一听大喜，哈哈一笑：“若是如此，诚然大好，只是又须劳烦贤弟，愚兄心中，未免有些过意不去。”

王笉作色佯怒，道：“兄长怎的又见外了，若是这般，小弟不去也罢，倒还免得兄长为难。”

李曜不禁苦笑：“贤弟……”

“好了好了，小弟开个玩笑而已，不过兄长的确无须为此挂怀，区区小事，举手之劳而已，多说何益？就请兄长与小弟暂往寒舍，小弟这就差人去送上名剌请帖。”

李曜点头谢道：“既然如此，敢不从命？贤弟请。”

“兄长请。——平儿，你持我名剌，去送与李明府，请他来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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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厢李曜去了王笉府中准备对李袭吉下套，那厢飞腾军中已经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去云州募兵。但这一天中，从整个天下来说，最大的一件事却发生在中原，主角是朱温朱令公。

此事要从朱珍和李唐宾的死说起(此事前文有叙)，朱珍和李唐宾这两个在汴军中数一数二的大将就那么因为各自看不顺眼而先后死了，这种事情，不可避免地在所有汴军将士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浓浓地阴影，而由此一来，汴军的士气也就一下子变得低沉起来，而相反徐州方面，却因此士气大振，对汴军的防守也更加坚决，双方战事又进入了相持阶段。

同年十二月，淮南的孙儒从杨行密手中夺得了常州，并攻占了润州，淮南的战局也一下子变得对孙儒极为有利，这时朱温因为担心孙儒将杨行密彻底击败，对自己入主淮南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在徐州战役没有彻底结束时，就派庞师古分兵十万渡过淮河，打着援救杨行密的名义去攻打孙儒。但不想这场战争进展得也十分不顺利，庞师古被孙儒杀得大败，反倒是杨行密却趁机攻打孙儒，连战连捷。到了这会儿，朱温又转过头来担心杨行密将孙儒彻底打败，正好孙儒有意讲和，朱温也就趁机将庞师古从淮南撤了回来。

然而，庞师古虽然撤回来了，但连去带回，费时多日，徒劳无功不说，更是损兵折将，使得汴军得徐州之战更加难打。而就在这个时候，朱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这就是李克用派遣部将石君和率河东军赴徐州参战。

石君和在李克用麾下算不得一线将领，所以这次带的兵并不多，只有500精骑，人虽然少，但却表明了李克用对此事的态度。天下藩镇虽多，不过真正能被朱温看作对手的，也只有李克用一人而已。而在此时，既然李克用已经派人过来了，就说不准他不会趁自己对南用兵时，由北边杀过来，这才是朱温最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因此，虽然朱温心里万分的舍不得，但左思右想之后，还是决定先从徐州撤军，好集中精力对付李克用，这也是朱温一直极为重视李克用的一个表现。随后，朱温回到汴州，便以李克用未请旨而擅自出兵干涉徐州之战为名，上表要求朝廷讨伐，这也直接导致了那场加速唐朝灭亡的河东大战正式爆发。

河东大战结束后，朱温降服了魏博节度使罗宏信，觉得再次出兵徐州的时机来了，但此时的李克用风头正劲，陈兵十万于河中，朱温生怕他挟大胜之余威，出兵攻打自己，所以也不敢贸然进军徐州，只能原地守在汴州的帅府中，焦急地等待着河东方面的消息。

到了大顺二年四月，朱温终于得到探报，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已从河中撤军，并为报前仇，转而进攻云州的吐谷浑酋帅赫连铎，不会对汴州方面大规模用兵了。朱温得报，喜得一蹦三尺高，忙把原本集结在西、北方向，用以防守李克用的汴州军南调，正式着手准备再入徐州，彻底消灭时溥。

八月，朱温命大将丁会、葛从周、霍存等人率军，打着入淮南援助杨行密的名义进入感化军辖境，包围了宿州城，同时又另遣别部从北侧进入徐州境内，用以牵制徐州方面的兵力。宿州是徐州南面重镇，东临泗州，南接淮南，与徐州不过一天的路程，可谓朝发夕至。攻占宿州，即可扼守徐州淮南之援，又可截断徐州南退之路，其战略意义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

宿州此前曾被汴军攻占过，朱温委派了张绍光为刺史，但后来朱温从徐州撤军后，张绍光被宿州小将张筠驱走，时溥便以张筠为宿州刺史。这个张筠，别看年纪不大，脑筋倒是不差，见丁会等人带大军将城围住，知道不能力敌，就坚守不出，任凭丁会百般辱骂，张筠只当没听见，丁会围了两个多月城，也没能将其攻下来，只能瞪着眼睛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候，还是汴军大将葛从周想出了个狠招，因为隋炀帝修建的那条大运河正好流经宿州城南，如果在上游将其截断，围堰筑堤，立刻就可以把整个宿州泡在大水之中，那么宿州也就可以不战自破了。葛从周此人前文有叙，也是当时有名的战将了，时人有谚：“山东有一葛，无事莫撩拨。”从他出的这个主意来看，就知道这个人的确是有几把刷子的，居然学了一手水淹七军。

丁会听罢此计，当即大喜，马上采取行动，命全军用衣服包土围堰，又单拨出五千士兵堵坝。仅仅四天之后，大运河就被拦腰阻断，一时间洪水肆虐，宿州城内顿成一片泽国。而此时宿州被汴军围困已经两月有余，城防本就吃紧，再加上受洪水浸泡，城墙剥落(前文有叙，此时大多数城楼乃是夯土筑成，并非大家在一些游戏里见到的那种青砖黑石堆砌的先进货色)，随时可能倒塌，而刺史张筠苦等时溥的援兵不至，不得已，便于十月十五日开城向汴军投降。

宿州落入汴军之手后不久，时溥部将刘知俊也率部向朱温投降，被朱温任命为左右开道指挥使。十一月，淮南孙儒的寿州守将刘弘鄂因痛恨孙儒残暴，也举州向朱温投降，这样一来，时溥的徐州同时受到朱温南、北两面威胁，形势更为严峻。好在徐州城防坚固，感化军辖境还有不少城池，一时倒还不至于被朱温所灭。

景福元年二月，朱温因天平、泰宁军曾在自己攻打徐州时，从背后出兵攻入己境，非常愤怒，又因为感觉一时半会也攻不下徐州，便决定忙里偷闲，带兵东进去打朱氏兄弟。其实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朱温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可以同时发动对东、南两个方向，三个军镇的战役，颇有后世美军“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气魄。

二月初三，朱温亲自挂帅，以其长子朱友裕为前锋，进攻天平节度使朱宣所属的濮州。二月九日，朱温带兵至滑州的卫南县，安下营寨。话说当日黄昏时分，突然有只乌鸦落在朱温的行营房顶，叫声极为凄厉，朱温此人比较迷信，一看之下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连忙令人夜里严加防范，准备次日一早发兵与提早屯入濮州斗门城的朱友裕汇合。

此时朱宣已经带大军赶到了濮州，听说朱友裕屯师于斗门，便连夜赶去偷营。朱友裕由于毫无防备，被杀得大败，连忙率部弃城南遁。

次日早上，朱温按原定计划早早发兵上路，这时候郓州兵已经设好了埋伏，只等朱温入瓮了。又怕朱温不来，就先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朱温并不知道斗门已失，见有郓州兵来袭，登高一望，见不过千人，心下冷笑，学着曹操在华容道时的语气说：“徐州自来不知兵事，区区千人，送某早点开胃否？”便指挥大军追击，郓州兵则主动向郓州方向撤退。朱温纵兵追出百里，在濮州东边的瓠河镇与朱友裕相遇，这时天色已晚，朱温遂将营寨安下。

按说朱温既然已经和朱友裕碰上面了，自然已经知道了朱瑄率大军赶到的消息，应该对郓州方面有所警觉。但此时的朱温因为一直以来出兵过于顺利，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把朱瑄放在眼里，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点没当回事，仍然派朱友裕带200骑兵西巡。结果朱友裕正好与朱宣的大军相遇，结果被打得仓皇南逃，与朱温失散。而朱瑄又从俘获汴兵的口里知道了朱温营寨的地点，遂带兵奔袭。

朱温先前学曹操说话，没想到曹操在华容道说的话没几句兑现的，基本都是倒霉话，是以这会得了现世报。他此时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整只部队被郓州兵杀得溃不成军，朱温本人在张归厚、李璠等数十骑卫的掩护下仓惶南逃，谁料前面有一个大沟将去路拦住，朱温见沟下有堆柴草，便纵马跃下，但人一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那马明明是匹宝马良驹，此时却偏偏跳不上对岸。这时候后面郓州兵追得正急，朱温心慌意乱，顾不得统帅气度，只得弃了战马，在部下的扶持下，徒手攀上了对岸，爬了个满身是泥，形象大跌。

当时张归厚独自断后，身中十余箭仍然持槊拼杀，朱温以为其必死，但仍命张筠回去抢他的尸体，好在这时霍存带了200骑兵杀了过来，左冲右突，这才将郓州兵杀退，张归厚这才被张筠用战马载回。

张归厚回来后虽然身负重伤，但硬挺着居然没死，而且很深沉、很镇定地说了一句：“你妹的，这一战咱们的损失太他娘的大了！”

朱温闻言，哭得泣不成声，手抚着张归厚的额头道：“只要你活着就好，只要你活着就好！”活像对亲儿子说的一样。

这一战，大概是朱温一生中败得最惨的一次战役，从出兵到战败前后不到十天的时间，却损失数万精兵及数十员战将，甚至连他自己也差点成了郓州军的俘虏。好在如今的朱大帅今时不同往日，可谓是财大气粗底子厚，虽然败了，而且很惨，却仍不足以伤筋动骨，反倒把这股怨气全部发泄到了徐州境内。

朱温从郓州兵败回来，告祭了阵亡将士之后，立刻发出将令，在徐州任情剽掠诛杀，绝不姑息。由于汴军连年对徐州用兵，使得感化军辖境之内不能耕种，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时溥输赋无人，苦不堪言，又遭这份掠杀，自知无力再战，遂遣使向朱温求和。朱温倒也痛快，让使者传话给时溥说：“你丫现在要想停战，可以，但你只有一条路，就是离开徐州，让出感化军，还朝受命。”

这年头，千好万好，不如有地盘有军队好，所以这当然不是时溥可以接受的，遂几次遣使通融，但朱温绝不让步，就是那句话：要不就走，要不就接着打。最后时溥万般无奈，只得假意同意了朱温的请求。朱温这才停止了烧杀，并向朝廷上奏，请朝廷调时溥移居他镇，另派大臣接替。昭宗便命宰相刘崇望代时溥为感化军节度使，命时溥回京任太子太师。这样，朱温暂时失了用兵的理由，也就命汴军相继撤回本镇。这也是朱温对比李克用在政治上高明的一个表现，要是李克用的话，老子打下的地盘，凭什么皇帝一句话，哥就白打工了，给老子继续揍，揍完换老子安排的人干节帅。

但是朱温和皇帝都没料到，这边汴军刚撤，那边时溥就反悔了，声称如离境后恐遭朱温袭杀，所以接诏后拒不受命。朝廷中使无奈只好返回，在华阴境内碰见了准备上任的刘崇望，说时溥不来了，你老人家也回去吧！刘崇望两手空空的去上任，身边就两百多护卫，自然没法强行去接任，无奈之下，只好又返回长安。时溥又派使臣去朝中上表称：“感化军数万将士，固留不允离去。”昭宗连个关中都搞不定，别说徐州了，无奈之下，只得又下诏书，复任时溥为感化军节度使兼侍中。

这个消息传到了汴州，朱温当即勃然大怒，上表请朝廷收回成命。昭宗连时某人都搞不定，哪里得不起朱温，一时又是个左右为难，只得派使者去汴州谕解。朱温这时候正想去伐濮州以雪前耻，故而只好先忍耐一时。

十一月，朱友裕率十万大军攻下了朱宣的濮州，朱温立即命其转攻徐州。这时时溥经过几个月的休整，情况稍有好转，但也绝非汴军的对手，只得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向泰宁军节度使朱瑾求援。